嘉德在线8月小拍中有幸征集到一件著名史学家、考古学家、鉴定家、前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为傅振伦的题签，签条一式两份，从字迹来看，汉隶礼器碑的书风，古意盎然。以隶书或篆书题额，自古已然，以示庄重。追求古意本应是“慎终追远”民族性格使然。这幅题签，马衡先生应该是书写两遍，本意想以隶书提写书名，行书署名。突觉不妥后，重新书写，一律以隶书为之。从书籍的出版时间我们可以锁定应该是1934年，马先生题签应是1934年之前。注释(1)。而萦绕在这两幅签条还有几个很关键的问题：傅振伦先生是何许人也?刘知几之史学思想是什么样的著作?
傅振伦先生是何许人也?
在不多的资料中，我们可以翻检到：傅振伦(1906.9.25-1999.5.8)中国现代档案学家。字维本,男。1906年 9月25日生于河北新河县。192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曾执教北京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文华图书馆专科及草堂国学专科等院校，并在故宫博物院、国民政府国史馆筹备委员会、编译馆等处任职。抗日战争胜利后，历任东北大学历史系及长白师范学院史地系主任，兼沈阳博物院筹备委员会专门委员，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科教授。
1949年后，任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一度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教员。他还从事史学考古学方志学、博物馆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发表有10多种专著,是一位多学科的学者。
傅振伦先生早慧有为，作《新河县志》26卷时，年仅二十三岁。傅振伦先生研究领域广泛，兼益多师。研究领域涉及到历史学、方志学、金石学、考古学、博物馆学、文献学、陶瓷学、民俗学等诸方面，他曾说，学史于朱希祖、陈垣，学目录学于袁同礼，学世界语于苏联盲人诗人爱罗失珂，学金石考古于马衡。
通过资料我们也知道傅先生192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而马衡先生1922年被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研究室主任兼导师，想必是在此时产生的交谊。包括后来马衡先生主持过燕下都遗址的发掘，傅振伦先生也是此项挖掘的密切参与者，乃至到后来的居延汉简的整理。
傅振伦先生与马衡先生交集颇多，1958年马衡先生当时最全的一本文集《凡将斋金石论丛》便是傅振伦先生负责编辑。交谊即深，代为题签乃是应有之谊。从书籍的出版时间我们可以锁定应该是1934年，马先生题签应是1934年左右。
平生多磨砺的傅振伦先生
据傅振伦先生自撰《错划“右派”前后》一文所述有一段荒唐事： “1974年1月18日， 江青一伙发起“评法批儒”运动，在清华、北大设大批判组(所谓“梁效”)，还将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推为法家，由师大历史系注释他所作的《史通》，因买不到我撰著的《刘知几之史学》和《刘知几年谱》，遂找我协助注释，两年定稿，由师大交北京出版社付排，但迄今未见出版，原稿恐随“四人帮”垮台而付诸东流了。”
文革中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可谓荼毒之极，知识分子在最好的年华被浪费在这无用之功上，据傅先生文章记载：1967年4月20日，中华书局革命委员会，奉令“抓革命，促生产”，又以10人设业务小组，毛主席号召《做好出版工作》的18周年之日开始，重整故业，继续校点二十四史(约计4500万字)，计划组织社内40人及社外30人办理，派我和卞孝萱、汪某整理《唐书》，要我在每周完成9万字，限一年之内校点250万字的《旧唐书》，交卷后也未见下文。
相声名段《八大改行》中，有很多艺术家被逼无奈的故事，卖艺改行，学问家卖书都恐怕是难堪难为之事。而傅振伦先生在历经磨难之时，却愈仍保持自己心地的纯净和善良：“一次傅振伦先生儿子傅永龄从粮店领粮票回家， 数了数发现多发了28.5斤。傅振伦先生心想粮食是宝中之宝，粮店错发了，一定很着急，这是大事，怕因此闹出人命，马上送还了粮店，锦什坊街粮店的人正在着急，一见送还的粮票，感激万分，立即报告派出所，在红公民榜上写了大幅表扬信，又贴在了阜城门内大街51号傅先生的住所。”
注：
1、《刘知几年谱》上海 : 商务印书馆, 1934 全书分7部分：引言、刘氏世系、子玄先生之家世、子玄先生学行述略(上、下)、年谱、年谱后记，详细论述了刘知几的身世和著述。
2、刘知几之史学 专著 北平 景山书社 民国20[1931] 130页 19cm 书前冠：自序又名《史通之研究》 介绍《史通》的撰述经过、编次、内容、义例、影响等。第九章为“刘知几与郑樵、章学诚史学思想的比较”。卷首有《刘玄之生平》、《刘知几之史学目录》两文。
3、《刘知几之史学思想》一名为 《史通之思想》，以及《刘知几年谱》皆为傅振伦先生解放前的著作。
4、唐 刘知几的《史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关于史学方法的著作，对史书体例、评论方法进行了自己的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