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蕉《兰题杂存》
“海派”书法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备受关注的文化现象。从19世纪中叶开始，由于历史的多种原因，上海逐渐成为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在中西交汇、多元并存的艺术格局中，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几乎所有的精英都在这里留下了足迹和身影，人才之盛，有全国半壁江山之誉;中国早期的书法活动如结社、出版、展览、市场开发等，无不率先在上海滥觞，引领时尚，辐射全国。
昨天，由中国书协和上海市文联主办、上海市书协等单位承办的海派书法国际研讨会在沪闭幕，包括美国、日本等国外学者在内，共有百余位作者送交论文，内容涵盖海派书法的流变研究、海派书法家的生活背景、海派书法现状的思考以及海派书法篆刻家个案研究等方面。一些学者在研讨中认为，海上名家尤其是一些文人的尺牍书简映照了当下书法界学养的欠缺。
尺牍映照当下学养欠缺
在100多年的时间里，“海派”书法以开放的视野和兼容并蓄的胸襟，以注重创新、追求卓越的时代特征形成了强大的艺术阵营并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此次研讨会上一个重要的内容是海上名家的书法解读，一些视角颇有新意。
一些学者就鲁迅、傅雷等海上文人的书法进行了探讨。研究傅雷尺牍多年的张瑞田认为，王羲之流传至今的很多名帖就是尺牍，傅雷尺牍技道一体，是傅雷人格思想、理性与感觉、学养与技巧的统一，其深厚的学养也映照了当下书法界的文化缺失。“傅雷尺牍多以毛笔书写，他对书法的尊重是一种文化自觉，本无意于书法，却承继了书法的正脉——傅雷尺牍的不可复制的个性特征与清雅刚正的文化意义，让人真正感受到中国文化之美。当代书法不容乐观，重要一点便是部分书法家文化素质的低下，书法是一项综合艺术，其核心要素便在于文学，当代书法仅仅是一部分人以艺术的名义进行的单一书写，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书法家为掩饰自己的文化局限，把展厅神圣化，把视觉冲击力提到了前所未有的价值判断高度，与传统书法进行可笑的区别。”
张宝林在《鲁迅的笔墨情怀》中认为，鲁迅并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家，其书法对当下一些急功近利的人来讲，无疑是一种极好的鞭策：鲁迅之书法其本意并不在书法，对书法的理解在于一个“敬”字，在书法与做人方面，他先选择了做人，人格第一，功利在后，书法的创作“无意乃有意之作”，也正为这一缘故，才更见佳妙之处。长期以来将鲁迅排除于书家之外的做法是不公正的。
部分名家可重新定位
一些观点认为，一些海派书法名家的地位其实需要重新确定，如白蕉是近现代书法史上不可多得的诗、书、画、印全才型艺术家，尤其是行草，深得魏晋之味，可以说是近代帖学的代表人物，其书法可以说已经超过明清诸多名家，称其为现代帖学的奠基人并不为过。白蕉的书法代表作《兰题杂存》，用笔技巧极为高超，既有《平安·何如帖》的安详舒逸，又有《鸭头丸帖》的使转技巧，用笔追求起落转承的了无痕迹。白蕉自视也极高，甚至评价清人书法“无可观”，认为赵子昂、董其昌用笔“侧媚”，其内心深处其实是把自己当作“二王”的直接传人。而沙孟海在《白蕉兰题杂稿卷跋》中也说：“白蕉先生题兰杂稿长卷，行草相间，寝馈山阴，深见功夫。造次颠沛，驰不失范。三百年来能为此者寥寥数人。”
海派书法群众基础深厚
研讨中，与会人员对上海书法深厚的底蕴与群众基础颇多赞许，一些学者认为，海派书法在近代史上是个奇迹，在当下也没有任何理由衰落。应当看到，目前上海书法界仍存在着一些不足，如部分书法家存在的优越感阻碍了和其他地方进一步交流的机会;与百年前的海派书法相比，如今的海派书家缺乏可以代表上海的统一形象，当时海派书法的领军人物从晚清的赵之谦、吴昌硕、何绍基到现代的沈尹默、白蕉、邓散木等，都可以独树一帜，并具有自己的特色，其影响力在当时的书坛都是举足轻重的。但如今新海派书家风格各异，形式多变，从创作内容到形式都无法形成一种“海派形象”的代表，并且缺乏像前人一样的诸多领军人物，也就缺乏对当今书坛的整体冲击力。此外，青年书法层的后继机制也需要进一步完善——但无论如何，海派书法深厚的基础与内蕴仍在，在做好发展的同时，海派书法在当下是可以重振雄风的。
“海派百年名家书法展”昨天起至2009年2月10日在豫园听涛阁展厅展出，展出的作品包括康有为、白蕉、沈尹默、吴湖帆等海上名家书法数十幅。
